碑派行书的发展过程 碑和帖如何结合

碑派行书的发展过程介绍。碑和帖如何结合？碑派行书的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从汉碑行书的探索，到中后期颜真卿行书的流行，再到魏碑行书的开启三个阶段。想了解更多书法相关干货内容，请持续关注“集大家书法”!

清初书法一方面延续着明代帖学一脉，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碑版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碑学兴起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至形成帖学衰微、碑学兴盛的局面，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初完全形成。明末清初书家在实践中通过吸收金石碑版意味打破纯正的帖学面貌，成为碑派书风的开始。

清代早期的王铎作为帖学大家，其书法在重视前人笔法的基础上，尤其重视作品中的“势”。王铎善于将其拓而展大，且不失精微。其结字的欹侧多变和章法的腾掷激荡均因势而生，造成一种风墙阵马的气势。此外，他还善于用墨，浓墨、渴墨的交替运用，这是清初“破帖”书风的开始。

如果说王铎书法以“帖”为创作基点展开突破，傅山则游离于“帖”和“碑”之间，进一步向碑学方向发展。傅山继承了晚明以来注重个性抒发，摆脱技巧束缚的时代风尚，大笔浓墨，迅疾飞舞。他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作书常常表现钟鼎铭文和刻石中的生僻、怪异和奇古。最擅草书，气势连绵，用笔缠绕流畅，结字奇逸纵横。

这种追求“拙”“丑”的艺术感，和经典的妍媚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新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出现，成为清代碑学发展的先导。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书法实践是清初碑学发展的重要标本。八大山人早期学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后又学王献之、颜真卿，并从《瘫鹤铭》中得益。其临钟繇、索靖、王羲之临习与原帖风味迥然不同，变化气质，臆造发挥，神接杨凝式，晚年秃笔中锋的书法结字奇特，章法疏朗，字形和精神有强烈的“塑造”意识。

石涛在师碑中快写，形成“碑行”，并以行草法掺入隶书，求得隶意，可视为金农、郑板桥等人在师碑实践中“破帖”的发韧。

在清代前期浓郁的师碑氛围中，以康熙、乾隆时期金农、郑板桥为代表，注重个性发挥，不守成法，对当时的正统帖派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金农为“扬州八怪”之首，书法尤见新异，有隶书、行草、楷隶、漆书和楷书等多种，多与其师汉碑有关。他的行书，从汉碑中溢出，运用汉碑的体势进行书写，特色鲜明。

郑板桥的师碑破帖实践和金农相为互应，他以篆隶之体与行草相夹，既显古朴之趣，又呈飘逸敬侧之势，板桥要“出己意”“作破格书”，与金农的认识相一致，突破了人们对刻帖的认识，并以新的审美样式出现，这正是师碑实践后形成的。

以石涛、金农等为代表的师碑破帖实践，在康乾时期形成风气，表现出对汉碑的多方面探索，形成了汉碑行书流派。

乾隆、嘉庆时期的邓石如是最早全面师碑并体现碑学主张的典型书家，伊秉绶等人以隶书、行书的实践为碑学推波助斓。

邓石如的篆隶书法，突出了碑学实践中表现“书写笔意”的方法，注重“碑味”的表现，和唐代以来的描摹碑刻的方法完全不同，这是碑学实践的重要突破。

从清初郑簠取汉隶中的“飞动”到伊秉绶取汉隶中的“平整”，体现了清代人对汉碑理解的深化和提炼。

但邓石如、伊秉绶在行书上探索尚不够，作品亦有不少习气，成就并不高。直到何绍基、赵之谦等人出场，才在行书的探索上有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就是以“颜行”流派的延续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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