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祝生 在民国时期济南画坛赫赫有名的画家

在沂蒙山区，提及崔祝生浓墨重泼、拙朴敦厚的书法，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经历，而且在解放前，崔祝生一直是以绘画蜚声省内外，他对油画、水彩、色粉、版画等西方绘画有很深的研究，他将西画、素描等技法融入水墨写意，重视思想情感和笔情墨趣的表达，重在神韵和意境的抒怀，形成了让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尤其他在四川、济南深耕美术教育，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为济南乃至鲁、川培养了大批美术栋梁之材。虽然在他晚年远离济南，远离他所挚爱的美术教育事业，济南的灵泉、秀水不会忘记崔祝生这样一位在民国时期济南画坛赫赫有名的画家。

一

崔祝生（1905--1997），又名崔庆年，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莒县刘官庄镇汤家庄村。崔祝生的曾祖父崔相因逃荒流落到莒县城西25华里的汤家庄，他的祖父崔立仁勤劳耕种、善于理财，日积月累，终于通过勤劳致富不断买地，逐渐成为家境殷实的中农之家。崔祝生的父亲崔苓正直义气，自奉节俭，对人忠厚，虽然他熟读四书五经，因为是家中独生子，读完八九年书后，在父母的授意下被迫抛弃读书发家的思想，一直在家侍奉双亲、耕种务农，但是，“天下重英豪，文章降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一直深深影响他，他坚持教儿子读书，读书之外重在做人是他人生的信条，1935年前后一个晚上，他很严肃对儿子崔祝生说：“好好地记住，只要不做亏心事，什么灾祸都不怕”。崔祝生的母亲杨氏为当地小康之家的女儿，她勤俭持家，平时省吃俭用，生有长子崔庆年（崔祝生）、次子崔庆瑞和三个女儿。

崔祝生的求学之路从家乡莒县开始，他从9岁开始在乡村读小学，11岁转入县城县立小学，14岁时转入崔姓的教育局长退休后回村创办的小学，在这所小学里，崔祝生被校长赏识并逐渐展现出绘画的才能。1922年冬，17岁的崔祝生奉父母之命，与邻村中农之家的贾氏结婚，贾氏勤俭持家、孝敬公婆，料理家务井井有条，后来在1930年生下儿子崔占尼。崔祝生没有和父亲一样固守家中良田，而是在父母鼎立相助下，尤其是母亲经济上的省吃俭用，家中财务的调度得当，她力主举全家之力的全力支撑，崔祝生开始走上向外求学之路。

民国初期，山东省行政划分发生变化，取消府治，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省立中学重新划设，省立中学集合成10所，距离莒县最近的是位于临沂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1922年，崔祝生考取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在这所省立学校里，来自全省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崔祝生虽然没有职业生涯的规划，但通过学习增长了知识和才干。1924年，崔祝生结束了在临沂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育专修科。当时，蔡元培在其《美术的起源》中首次提出了“工艺美术”的概念，鉴于当时中小学手工教员紧缺的实际，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自1914年8月开设了手工专修科，极大弥补社会手工教员紧缺的问题，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各师范院校、各中小学手工科教员。该科的学生学校提供食宿，学习费用较低，主要是崔祝生在中学爱好艺术课，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恰值王祝晨改任校长第二年，这位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和学术享有盛名的潘家询、郭绍虞、徐元浩等人曾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过学，共同推动了山东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王祝晨当校长后，他规定要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的国文教员，沪杭等地教会大学毕业的英文教员，沪杭宁等地的大学毕业的教育、体育、心理等科教员，还在师范本科班上办了文学、艺术等专修科，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两年。他先后聘请了北京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学者，例如沈尹默、周作人、王星拱、梁漱溟、张凤举等人到校作学术讲演，开拓了学生格局和视野，活跃了全校的学术思想，对崔祝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崔祝生在校认真学习绘画技法，针对书画的技法，挂图的研究，几何画法，图案画法和广告画技法等等，分门别类地做了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育专修科在美术教学中，有关于广告的课程，针对工厂或商店欲将其货物的性质、用途等布告，但不能逢人讲述，又不能逐户宣讲，于是用文字配以图画来招徕顾客、推广营业，这类文字与绘画具有非常强大的魔力。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教材中认为，我国工商业不发达的原因固然很多，广告水平低下、缺乏绘画技法、广告的种类偏少等等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因此设置课程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将广告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崔祝生肩负父母的嘱托，乡亲们的期盼，在1927年顺利的完成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有的学业，在绘画、音乐、工艺美术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崔祝生遇到人生第一个重要的美术老师吴天墀(1892-1974)，他出身于书香官宦门第，其父吴庆恩，做过清朝的知县，哥哥吴言晨是留洋学生。吴天墀在自幼酷爱绘画，通过承师和自学，于1916年考入山东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深造，1918年毕业后，在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因教学成绩优异，继又升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恰巧给崔祝生担任美术教员。吴天墀兼通中西绘画技法，善工笔翎毛走兽，画虎尤为传神，被誉为“北方虎王”，但他在教学中并不要求学生的艺术追求、绘画技法一定与老师趋同，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启发引导学生，他常常说“取法乎上得之中，取法乎中得之下”的道理，善于挖掘学生的长处，提升他们对艺术的理解，虽然崔祝生曾经在1945年在成都时，画过吴天墀善于绘制的《松虎图》，采用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其笔法简练沉稳，形象生动逼真，颇具老师吴天墀的风范。

二

1927年夏，崔祝生在省立第一师范艺术教育专修科毕业后，经历了短暂的一段寻找工作的苦闷后，同年秋天，他到济南南城根的山东省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第一部当教员。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是济南市教育局唯一一所直属小学，为山东省立小学创办之始，学校硬件设施强大，师资力量雄厚，崔祝生对待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出色的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因为教学工作业绩突出，1928年2月，调任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教员，当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调动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下达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革命军北伐至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不得不停顿，兵荒马乱中，崔祝生只得第一次回到家乡。

1927年7月，民国山东省政府搬迁到泰安，崔祝生考入设立在泰安的三民主义教育训练班受训，受训完毕后，进入国民党省政府宣传处做美术宣传工作。1929年2月，崔祝生被任命为兖州教育局长。当时崔祝生才24岁，可谓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华，他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对于强权、黑暗和一切封建势力从未屈服。5月，在董峨卿、顾钟林的介绍下，崔祝生在兖州加入国民党，他在兖州的教育行政工作，得到时任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支持，为当时兖州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繁忙而琐碎的教育行政工作，不仅要八面玲珑、四处讨好国民党内部各派系，还要应付地方政府的无理要求和制约，尽管崔祝生顶住压力为教师和学生争取利益，建言教育主管部门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千头万绪的工作，让不善交际的崔祝生感到压力倍增。1929年9月，崔祝生辞掉政府教育行政工作，到济南北园白鹤庄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从事艺术教育。第一任校长是山东有名的教育家鞠思敏先生，创立乡村师范在山东是个创举，因为乡师学生公费，报考学生极为踊跃，因此录取的学生都是比较优秀。鞠思敏先生的教育思想兼容并包，绝不压制学生思想和合理发展，乡村师范成为新兴思想的温床。范枢明先生是当时乡师的图书馆主任，姚仲明也是乡师的教师。1932年春，国民党当局先后两次逮捕教职员工、学生，范枢明先生也被捕。1932年6月，鞠思敏被何思源下令撤职，崔祝生也随即离开学校第二次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的崔祝生陷入苦闷，他深明大义的母亲知道事情所有的过程，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帮助儿子崔祝生接受美术高等教育。崔祝生得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增设绘画研究所，分设中国画、西洋画、图案、音乐专科教育和绘画、音乐、劳作艺术教育科及绘画研究班，崔祝生考入绘画研究所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首届学员，受到刘海粟、潘天寿等大师指教。在上海求学期间，崔祝生接触了上海社会，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尝试了青年们的生活，交往了一些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崔祝生的绘画技法得到提升，而且，他开拓了视野，拓展了艺术格局。崔祝生在校外听取鲁迅助人木刻艺术理论，同时参加校外的木刻研究会，木刻家陈烟桥、胡一川都是木刻研究会的会员。来自东西南北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家谈论着新的艺术理论，研讨着木刻艺术的技巧。1933年春，崔祝生参加了“涛空画会”，崔祝生与山东老乡王绍络是“涛空画会”的重要成员。“涛空画会”的前身是“野风画会”，野风画会是民国1932年8月在上海西江湾路476弄24号，由吴似鸿、倪焕之、顾鸿干、马达、郑野夫等建立的画会，野风画会成立时，鲁迅不仅给予经济上资助，而且在艺术上给予指导。鲁迅特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题写“野风画会”的牌名，签名盖章，再雕刻制作后挂在画会门口，用蔡元培题写的招牌，震慑国民党当局不敢轻举妄动进行破坏。他特地约江丰到四川路底内山书店碰面，将资助经费交给江丰转交画会。画会以无产阶级美术理论为指导，以工人和城市贫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版画美术作品，唤起人们反抗压迫的斗争，最终画会的活动激怒了当局，年底，野风画会被查封，从西江湾迁到法租界，改名涛空画会，主要负责人夏朋、钱文兰、陈铁耕、沃流、胡一川、江逸群、陈烟桥，经常到会参加活动的还有崔祝生、王绍络、马达、石泊夫、倪焕之、吴似鸿等人，继续从事版画创作。当时，国民党当局视“木刻”即“革命”，十分害怕新兴木刻版画活动，并严加禁止。1933年初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涛空画会”被查封，也逮捕了几个会员，崔祝生和王绍洛逃往苏州避难。十日后再回上海，才知被捕的学生已经释放，事态没有扩大，但是涛空画会的会员从此星散，不再敢大规模聚集，木刻艺术活动也谨慎起来。当时，崔祝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实在不能支撑他在上海继续求学、发展，历经一年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学习生活后，崔祝生在1933年夏天向上海美专请示要求结业，经过学校批准，崔祝生回到家乡山东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三

1933年秋，崔祝生应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之聘，任该校事务主任。崔祝生应聘时，刚刚经历了1932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任校长后，对教师刘弄潮、肖寄语等共产党员、进步师生进行逮捕，崔祝生之所以到师范学校招聘，是因为学校比较重视艺术教育，在这期间，他创作了风景画《奎文阁》、《孔林之秋》，写生静物作品《鸡冠花》，人物写生作品《郑恩进女士》等油画作品。在省立曲阜师范学校期间，崔祝生历经了婚姻生活的悲喜交加：悲的是结发妻子贾氏因病于1936年去世，崔祝生回莒县接受了她的遗言，满含悲痛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喜的是在原配夫人贾氏去世一年多后，毕业于河北省立师范学院音乐系的郑恩进走进了他的生活，有情人终成眷属，崔祝生在曲阜找到人生精神相契、互为依托的生活伴侣，在此后日子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辗转祖国南北，相继生下儿子崔虎（原重钢的总工）、崔龙（原山东体育学院体工队）、崔麟（原北京队跨栏教练，上世纪70年代中国跨栏王，曾获亚运会冠军）、崔鲁（原济南三十四中体育老师），并将他们抚养成人。但是，崔祝生与曲阜师范学校的校长杨书田在教学作风理念、政治见解上始终存在矛盾冲突，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渐渐迫近曲阜的时候，崔祝生离开省立曲阜师范学校，于1938年1月2日，崔祝生携家属走上了流亡之途。在河南许昌，崔祝生夫妇参加了山东教育界流亡大队，3月，随山东教育界流亡大队来到湖北老河口，国民党教育部在老河口成立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崔祝生参加了服务团的巡回教育团做艺术宣传工作，展开了音乐、戏剧、美术等宣传活动。崔祝生任该团副团长，妻子郑恩进是剧团中受群众欢迎的青年女演员。武汉弃守后，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全团迁移，溯江而上，经安康、汉中进入四川，沿途进行了话剧演出，呼吁国人团结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经过长途艰难的跋涉，终于在1939年春，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到达四川三台，中小学教师湖北服务团改名为教育部第五服务团，巡回教育团改为巡回话剧队，崔祝生担任巡回话剧队队长。1939年冬天，崔祝生被派去重庆青木关，接受社会教育训练。崔祝生本以为可以去学习音乐、美术或者戏剧，但事实上本次培训主要是各县的民众教育馆馆长，学习音乐、美术或者戏剧的内容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随着蒋介石领导抗战逐渐失利，政府人员贪污腐化严重，国内政治、经济等每况愈下，加之参加学习的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情绪低落，国民党教育部在1940年秋天草草结束了培训工作。

社会教育训练培训结束后，崔祝生到四川国本中学教书，他的妻子郑恩进携带两个孩子去四川省立绵阳中学任职，于1941年春转到国本中学，夫妻两人得以团聚，共同在国本中学任教，崔祝生兼任四川省三台高中美术、音乐教员。1941年10月，国本中学在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的运作推动下，将驻自贡的东北中学与驻威远的东北中山中学合校，收编国本初级中学，成立国立东北大学附中，序名国立第十八中学，聘东大名师陆侃如、冯沅君等兼课，还有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的郭明甫，与崔祝生一起在国立十八中任美术教员。郭明甫（1902-1976），字吉辰，号“荷禅白羽”，又号“七里邨人”，1932年考入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齐白石专攻花鸟，崔祝生和郭明甫在四川国立十八中授业传艺，不隐一技，在校长臧启和与继任校长苍宝忠的带领下，治校宽严相济，特重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沦陷区流亡青少年打造学习、成才环境，兼收周边县区的优秀学子，初中、高中两部皆有大批毕业生成为国家栋梁，即推动了战时国家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的有生力量。

崔祝生夫妇在任教过程中，过着艰苦朴素的教书生活，努力纠正学生轻视艺术，同时轻视艺术教养的现象，他在《艺术教育与新中国》一文中，阐述了当时艺术教育的现状：“---唯有艺术课特别少，效果亦特别小，甚至每况愈下，形同虚设。此中原因自然很多，是其要者一是中国艺术教育太幼稚，中国人有高级艺术教养的人太少，因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心理，认为艺术的实用价值太小，既不能吃，亦不好用，教育只有艺术真是多此一举。普通人的心理固然如此，办教育的人也为了适应一般的心理，于是习而不察认为图画、音乐只是课程的点缀，调剂主科之不足。教师的心理既如此，学生的心理又焉得不这样？其次是多数的艺术教员修养不太够，自己对艺术教育没有见解，便没有信念，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上的地位也莫名其妙，认为图画就是随意画几笔，音乐就是胡乱喊几口，人家说艺术课是课程的点缀，自己也就认为无足轻重。学生轻视艺术，教员因而也轻视艺术课。艺术教员在学校中被人视为头脑简单，因而地位列入三等。艺术科在课程中于是就变成了未入流。在抗战以前是这样，抗战以后一切课程都失了常轨（规），艺术科更不在话下了”，针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此中现象，崔祝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之设艺术科的本旨，在教育部的课程标准上说，艺术可以陶冶情感，美化人生，涵养德性，这些说法当然是很正确的--”“人是感情动物，有感情便爱美，美起于同情，同情由于仁爱。从道德观点上看，仁爱是善的根源。从美的观点上看，仁爱又是艺术的根源，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是以仁爱为本，我们艺术教育的目的，也正是教育青年具有同情、仁爱的精神---”，显示了崔祝生深厚的美学基础，在洞察了美术教育的种种不足之后，点明了解决的途径，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崔祝生夫妇在四川竭力使艺术与生活结合，以避免艺术游离于人生，崔祝生经常举办画展，利用山东同乡会任理事长的身份，组织发起一些社会活动，团结说服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人，用戏剧演出、开音乐会、作品义卖等方式筹募基金，设齐鲁奖学金，奖励山东优秀学生，设立齐鲁救济金，救济山东贫苦、疾病青年，在他不懈推动下，终于完成了上述事项，帮助了很多流亡在四川的莘莘学子，正在崔祝生进一步打算创设齐鲁剧团、齐鲁美术馆、齐鲁食堂、齐鲁小学等社会事业时，因为日本侵略导致的形势剧变而导致计划搁浅。

1946年秋，因为国立十八中学复员，崔祝生为生活所迫，到射洪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当时，在川北的山东老乡先后离去，离别十载的故乡使得崔祝生更加怅惘。1947年春天，崔祝生全家离开被他成为“第二故乡”的川北三台，出剑门，过汉中，中经西安、郑州、徐州，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济南。　　

四

1947年4月，崔祝生应南华文学院的聘请，任该校训导处生活指导主任，他的妻子郑恩进去山东省第三临中任教。南华文学院系私立艺术专科学校，故设制董事会，董事长是孙中山先生嫡嗣子、行政院院长孙科，菏泽人王玉圃自任院长。学校设艺术、文史、体育三系，艺术系主任黑伯龙、文史系主任由教务长孙祥骏兼任、体育系主任蒋泽春，副教务长由呼盉斋担任。聘任的各系教授多为当时知名学者和教育界名流，崔祝生和关友声、黑伯龙、呼盉斋、弭菊田、王先进、王凤年、王治安、赵弥华、程公博、段黎民诸都是该校的老师，另外聘请张茂才、胡禧和等为客座教授，该学校新生入校的专业考试为素描、写生、国画（是当场绘制一幅作品）。学生入学后，课程设置有山水、花鸟、人物等国画课程、素描、水彩、油画等西画课程，另外还有版画、工艺美术等，崔祝生和其他老师一道，采用课堂讲解与室外写生相结合的方法教学，精心传授绘画技能，教授的内容不仅有美术技法，也有国学等内容；不仅有传统国画，也有西方油画等画种，开创了济南现代艺术教育的先河，为山东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崔祝生在上课之余，基于为儿童服务的理想,筹办一个以制造儿童玩具为主要目的的工厂,号召教育界热心人士参加这工作。1947年冬,以教育文化用品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顺利实现了工厂的开工，济南解放后无法继续经营,理事会决定将全部财产购买公债。

基于艺术教育服务的理想,崔祝生又和陆续返回济南的流亡大西南的教育界人士共同筹划私立中国艺专的复校。这是项异常艰难的工作,私立中国艺专曾在1935年秋成立，创办者是张绍华，崔祝生是主要帮办人，当时鉴于济南地区相对封闭的艺术发展状况与消沉的民族文化，在济南的上海美专校友会会同济南艺术界与教育界人士，以“努力山东艺术事业之建设，并谋中国艺术事业之繁荣”为宗旨，联合发起并组织建立一所专门的美术学校，期以将自己外出归来所学贡献于齐鲁大地的美术教育建设之中，使其得到发展并培养一批艺术专门人才。经过多方奔走与擀旋，社会热心教育人士的经费赞助与支持，筹集起了一定数目的建校经费，教育当局政府还拨给了位于千佛山附近的乐山街12栋房屋作为其教学基地，相关人员开始擘划修葺校舍，添置基本的教具与设备，1935年，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创建，并于当年正式开始招生。当时，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为张绍华，教务主任李苦禅，训导主任崔祝生，校董成员有张道藩、徐悲鸿、郑颖孙、杨仲子与张静波等人。全校设音乐与美术两系，主要教师成员有：黑伯龙、解千仪、黄芝亭、瞿亚先、张维斯、魏乐文与翟汉卿等。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坐落于群山与绿荫之中，周边风景宜人，乃师生安心学习之佳地。加之诸多学界名流与艺坛名宿的云集，吸引了众多学生来校学习，校誉日隆。在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进入发展轨道、蒸蒸日上之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攻陷济南后，济南地区沦陷于敌军的控制之中，校内师生无心继续开展艺术教学与研究活动，学校最终迫于无奈而停课。日本投降后，战后教育部门下令规定“公私立专科学校凡已停办，或将归并其历史悠久成绩显著有恢复设置必要者，予以恢复”，校长张绍华与校董王子愚等人欲重振旗鼓，以期恢复私立艺专往日之辉煌。早在1946年夏，张绍华邀请崔祝生到成都，一起商讨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复校的打算。流亡结束回到济南后，张绍华紧锣密鼓推进此事，一方面多次以书面形式呈请山东省教育部门核准复校，另一方面则着手于筹备资金并修缮断垣倾圮。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王子愚和校长张绍华在1947年4月5日，呈请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恢复招生，时任山东教育厅长李泰华答应帮忙解决校舍，并为学校完成注册、备案，加之张绍华想利用崔祝生的社会关系，以举行画展、拍卖画的方式筹集复校基金，大家经过努力，在刘鲁生等帮助下成功开办画展，但是，募集资金的想法却无法落实实施，资金缺乏的问题突出。虽然在热心教育的人士大力推动下，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在 1947 年8月复学，张绍华任校长,崔祝生任教导主任，学校下设美术和音乐两个系,黑伯龙任美术系主任,瞿亚先任音乐系主任。崔祝生、王子正、黑伯龙、黄芝亭、刘鲁生、吴效安、郝石林先后教授过美术课,时任音乐系主任瞿亚先聘请翟立中、魏乐文、何作人教授音乐课。崔祝生在百忙中，以爱护子女的心情来为这学校服务，感到了安慰和愉快。1948年下半年，张绍华因为有事不能继续担任校长，经董事会决定由崔祝生继任校长，本来学校是无法支持下去的，崔祝生只是为了许多青年学子，他不得不勉强维持学校继续运行。由于教职员工、学生对学校的爱护，经过一番调整，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就继续办了下去。直到1948年12月，该校被济南军管会文教部门勒令停办，学生在济南军管会文教部门领导李澄之的运作下进行分流安置，直到1949年9月，校董事会向学生宣布学校解散，向市教育局移交校产，从此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画上一个句号。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为济南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对济南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兴旺和人才的造就，无疑有积极意义，为济南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予以强有力的铺垫。

1948年夏，潍县、兖州解放后，崔祝生陆续送友人高象九到潍县，齐崇文到章丘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8月，齐崇文由解放区前来济南，密谋在济南解放前如何安排保护学校校产，济南解放后如何帮助解放军进行复校。1948年9月，山东省立医专正式改为山东省立医学院，新任院长王宝楹让崔祝生由生活指导主任改任训导主任。9月17号，解放济南的战争开始后，解放军势如破竹，于20日解放商埠区域。23日，齐崇文随文教部到济南接收校产，同意军管会卫生部派人与崔祝生接洽。那时济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崔祝生挺身而出，在商埠纬九路省立医院宿舍成立了临时办公处，崔祝生成为省立医学院的唯一负责人。9月24日济南全部解放后，25日，在崔祝生的推动下开始了山东省立医学院复校活动，在济南市长徐冰、文教部长李澄之、卫生部长方春望指示下，积极进行集合教职员工，成立复校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组织开展工作，在炮火未熄、人心慌乱，特务便地，飞机轰炸的情况下，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出了战后的疮痍，按照李澄之部长争取早日开学的指示，于1948年10月7日，山东省立医学院正式开学，成为解放济南后最先复学的学校，李澄之在复学的开学典礼上曾经强调影响和带动的示范作用。山东省立医学院复校逐渐走上正常后，校务委员会取消训导处，崔祝生改任总务处副主任。1948年冬，山东省立医学院与白求恩医院合并，崔祝生于1949年5月调任教务处，任省立医学院艺术室主任，从此开始了在省立医学院的相关医学和美术关联的职业生涯。

五

建国初期，崔祝生以积极地心态，热情的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秋，崔祝生与关友声等作为教育文化界代表，参加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崔祝生被选为济南市美术研究会副会长。同年，崔祝生被选为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28日，崔祝生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济南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与他同时当选的委员有山东大学原校长，中外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吴富恒（1911--2001），吴富恒教授为中国教育事业艰苦奋斗60多年，在美国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同时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的学者。此外，任济南黎明中学校长姜子修(1905-1968) 也在民盟济南市支部临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当选为政协山东省第一届委员、政协济南市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济南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崔祝生除了在美术教育方面的贡献外，在1948年济南解放时帮助我军全面接收学校、尽快顺利复课的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兼任济南市美术研究会副会长、济南市美术创作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对推动济南市乃至全省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民盟济南支部临时工委会，万玉书、米嘉祥、王申、孙立民同时任委员，吴富恒兼主任委员，为民盟在济南开展工作发挥了奠基石作用。

1966年冬，崔祝生被迫搬离省立医学院，回到偏僻的莒县农村老家，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回归故土，而这一次直到1997年10月去世的30多年里，他一直隐居乡间。崔祝生从济南回到偏僻的老家农村，这不同于前两次他主动回归故乡，对于长期住惯了城市且到垂暮之年的崔祝生来说，应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但崔祝生以豁达乐观的态度坦然相对，筑就柴门茅屋，乐度余年。不久，当被“下放”的人员按照党的政策相继回城安置工作生活时，崔祝生毅然决定不回城市，而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上颐养天年、享受自然。他常常每天早晨背负粪筐围绕邻近几个村庄步行几十里，边锻炼身体、边拾粪，在哪里拾满粪筐就就近倒进生产队的粪池，十几年如一日。每年清明之前，他都用自己的钱买上树苗，栽植在集体的荒坡、闲地、沟边、河沿。八十年代中期，正值莒县对浮来山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初期，他每年都在植树节前后，用自己的钱买上树苗，步行几十里到浮来山去裁植树木。村里的果园效益不高，他就自己花钱从外村聘来果树技术员为集体修剪果树，传授技术。

崔祝生一生离不开他挚爱的书画艺术，1982年春节，崔祝生酝酿组织成立了莒县书画篆刻学会。这在莒县书画史上史无前例，在当时临沂地区13个县中也属首创。学会成立后，崔祝生又带领当时均已六七十岁以上高龄的任英民、宋式云、王玉宽、王秀甫、张静波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分赴各乡镇、机关、学校举行笔会，与广大基层书画爱好者面对面的切磋、交流，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员工学习书画、爱好书画的热情。短短几年时间，全县半数以上的乡镇和县直属的行业系统都分别成立了书画协会或研究会，定期不定期地举办笔会、书画展览及大展赛。为莒县乃至临沂地区的书画艺术开辟了道路，崔祝生等六位发起者，被尊称莒县“六老”。

在退休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崔祝生在艺术道路上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绘画艺术的研究上，1983年，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编纂、山东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老国画家作品选》曾对其作过专门介绍。他画的紫藤惜墨如金的简洁、外柔内刚的雅趣、以少胜多的构图，画中蕴藏了崔祝生澎湃的激情，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在藤萝画上题到“秀外慧中美典型，世人重外不重中，藤萝秀外当是真，谁知慧中不慧中”，以此告诫人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名副其实、讲求实效。离休回农村定居之后，在退休（后改为离休）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又把主要精力投向书法艺术的研究，他取法二王、怀素、颜鲁公、王铎、于右任等诸家之长，篆、隶、魏碑、唐楷、草书无所不能，在书法创作中，崔祝生特别注重从文学、诗词、音乐、美术、篆刻等诸种艺术中汲取营养，表现出雄浑洒脱、藏巧于拙的气度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末，临沂地区出版了一套以宣传沂蒙山区特色风景为内容的挂历，当时的地委书记刘明祖安排专人到济南请著名书画家黑伯龙题字，黑伯龙说崔祝生先生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年龄上都是我的师兄，临沂地区只要有崔祝生在，这个字我就不能题。遵照黑伯龙的意见，这套名为“沂蒙山区好地方”的挂历还是用崔祝生题字出版。崔祝生对待艺术创作极为严谨，他创作的每一件书法作品，必特别注重内容的选择，多取有积极意义和教化作用的词语联句，在创作前往往在草纸上试写一遍，然后再在宣纸上书写，不理想的作品当场撕掉重写，决不敷衍应付，一生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1986年春，崔祝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年来创作的五十余幅书画精品献给县人民政府收藏于博物馆，以求补益后学。

崔祝生生命最后的时光隐身山村三十余年，这位足迹曾经踏遍大江南北、叱咤民国时期济南画坛的传奇画家，却过着空室蓬户，褐衣蔬食的生活，唯有从他恬淡平和、波澜不惊的举止儒雅中和对络绎不绝的上门求字索画之人，方能感受到其心虽淡，其情却热，其怀却阔，其思却远的精神境域。晚年的崔祝生身体境况不佳，早在1988年5月31日，他自己感觉“已经老病交加，岁月无多”，在给后人立的遗嘱中写道：“人的一生接受了古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应该给后人做出贡献才能理得心安。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限于各种条件的不足，未能为人民做出可以自慰的贡献。虽然我这一生是热爱正气的一生”，他希望“我的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深深体会到我的苦心，奋发图强，创造条件为人民做出最大贡献，以弥补我的缺陷，并为自己创造光荣的历史”，展现了一代民国走来的画家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对后人的殷切期望，这种家国情怀，是一位隐于故土的民国时期济南书画名家，对于他所眷恋整个世界的最后人生箴言。

1997年10月28日，崔祝生在莒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在儿子崔龙、崔麟、崔鲁的陪伴下，安详去世。

(文/张伟，作者系山东美协综合材料艺委会副秘书长，山东美协理论艺委会委员，作家，当代美术评论家。鸣谢：崔四新、王德贵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章：

1950年4月崔祝生先生加入山东民盟自填表格（未出版）

崔四新提供崔祝生先生《遗嘱》（未出版）

崔四新提供王君安撰写文章《百花争艳思园丁》

刘鲁生先生的回忆文章

贾庆吉提供崔祝生先生的文章《我的前半生》

姜国利  《创办于济南五里牌坊的这所大学，后来迁至湖南，最终在广州消散》  2018年7月公众号《老济南文化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