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南侯获碑》，汉隶碑刻(图文)

　　沙南侯获碑

　　《沙南侯获碑》，汉隶碑刻。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刻于宜禾(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清道光十五年(1836 年)，清人萨湘舲途经镇西(今哈密一带)焕彩沟时发现该碑，始拓以归。据清《八琼室金石补记》载：“字径四尺许。”清《平碑记》载：“隶法亦参差不齐，方子东推为遒古瑰丽。”，文字遒古瑰丽。上海图书馆所藏就是潘祖荫旧藏的《沙南侯获碑》。有天津康氏翻刻本。上海《神州国光集》收入碑记。碑正面刻”焕彩沟”三个楷书大字，清晰可见，且字体浑厚，为清代人题铭。在一块石碑上有汉代人刻字、唐代人刻字和清代人刻字，且均为汉字。

　　陆树彰旧藏 图片选自 北京伍伦2018年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LOT 0038 汉碑四种 纸本

　　说明：道光年间萨湘舲始拓而归，地僻拓制不易。此本背面题“沙南侯碑原石，沈吉田方伯赠。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甲辰。”考沈吉田方伯应为沈应奎(1821-1895)，字小筠，号吉田，清朝官员，本籍浙江.平湖人。布政使司的布政使，一般称“藩司”，又称“方伯”。陆树彰，浙江湖州人。藏书家陆心源之子，陆树声之弟，富书画收藏。

　　【图片来源】本站不能保证所有拍卖品的真实性，资料仅供学习参考

附录：

　　《沙南侯获碑》，汉隶碑刻。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刻于宜禾(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清道光十五年(1836 年)，清人萨湘舲途经镇西(今哈密一带)焕彩沟时发现该碑，始拓以归。据清《八琼室金石补记》载:"字径四尺许。"清《平碑记》载:"隶法亦参差不齐，方子东推为遒古瑰丽。"有天津康氏翻刻本。上海《神州国光集》收入碑记。碑正面刻"焕彩沟"三个楷书大字，清晰可见，且字体浑厚，为清代人题铭。在一块石碑上有汉代人刻字、唐代人刻字和清代人刻字，且均为汉字。

　　沙南侯获碑由于道光时才在新疆巴里坤县发现，拓片罕闻，吴大澂转托正在收复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为罗致(参读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尽管不少金石学家已有亲身踏查古迹的自觉，少数人也曾付诸实施，比如黄易;但囿于条件，当时学者访碑，大多不能亲赴现场，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或辗转罗致拓本。可以说，尽管清代金石学研究成绩卓著，但仍不脱“扶手椅上学问”的本色。

　　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荫(文勤)挟慈禧太后近臣之威，致函驻守新疆的边帅，拓来位于新疆哈密以北、天山南麓的《沙南侯获碑》六行足本。据考证，此本天下无双，传世仅此一件，现藏上海图书馆。当时，此事轰动金石圈，先后引来陈介祺、鲍康、胡义赞、吴大澂(清卿)、王懿荣(文敏)、张之洞(文襄)、翁同龢等题跋、考释、钩摹。《沙南侯获碑》此后名声鹊起似与此大有干系，由此，较之以前，晚清以降多有椎拓，存世拓本也日渐多了起来，如朱翼庵就藏有杨守敬旧藏拓片八张。在此之前，拓本甚稀，视为至宝，如沈树镛得到拓片后颇为感慨：“盖石在万里外，访拓既难，又无良工、氊蜡，得此片纸，虽如雾中看花，然已与宋元旧本同宝矣”。潘祖荫六行本的获得可以作为《沙南侯获碑》传拓分期的标志性事件，我们不妨将此之前称为早期，之后称为晚期。

　　民国间罗振玉在《石交录》卷一中写到：“翟氏《隶篇》、徐氏《西域水道记》、吴氏《捃古录》均载其名，作《沙南侯碑》。南皮张文襄公始释其文，谓是沙南侯获，太仓陆氏据以录入《八琼室金石补正》，并载潘文勤、王文敏、吴清卿中丞三家题跋。潘跋谓：道光间，吴子苾阁学、刘燕庭方伯，止见前三行。同治秋，始见后三行”。罗振玉引潘祖荫跋所谓“同治秋，始见后三行”，即指潘氏同治十一年专门拓来之六行足本，而“道光间，吴子苾阁学、刘燕庭方伯，止见前三行”，是指此前吴式芬(子苾)、刘喜海(燕庭)只见到并藏有的三行本，即通常所谓的道光十五年(1835)萨湘舲(迎阿)拓本。

　　罗振玉上引潘祖荫跋与王懿荣、吴大澂跋及张之洞释文，原见于潘氏滂喜斋同治十二年(1873)《沙南侯获碑》双钩刻本。册末潘祖荫跋原文曰：“右《沙南侯获刻石》足本。荫所见凡五本，惟此本字最多。石始见于徐氏《西域水道记》、翟氏《隶篇》。道光间，刘燕庭方伯、吴子苾阁学皆得之，惟所见俱止前三行，无所考证。此石世无精搨本，近且日益泐，后三行又向未著录。兹属吴清卿编修钩摹付梓，并以同人考释附焉”。在潘氏此刻本之前，是碑仅著录于徐松(星伯)《西域水道记》和翟云升(文泉)《隶篇》，徐松是亲临其碑并记录下来的，而翟云升则是根据吴式芬手钩本录入。

　　潘祖荫跋所言刘喜海、吴式芬所得三行本似乎均与陈介祺有关，均为陈氏所赠。陈介祺赠刘喜海三行本传承至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秦明先生考为萨湘林初拓本。上有陈介祺跋曰：“焕彩沟汉永和碑赠燕翁年丈，陈介祺”，陈氏钤印：“臣祺读碑印”。虽无年款，显然此时陈氏尚在北京为官之时。

　　光绪元年(1875)陈介祺跋潘祖荫六行足本时写到：“此石余所藏拓与子贞所释，皆萨湘舲将军三行本，余以一本赠子苾”。陈氏赠吴氏之本虽然今已不知何处，但据记载，吴式芬曾据此拓本双钩摹写，并题跋给翟云升，由翟氏补入《隶篇·续金石目》。翟氏在书中写到：“沙南侯碑，吴子苾依拓本手钩。自跋云：碑在新疆焕采沟大道旁，属宜禾县。碑阴今刻焕采沟三大字。石既摩泐，彼处又无善拓者，故可辨者止此数字”。何绍基(子贞)有诗《再题伊吾司马碑》四绝句，其一即关于此事，曰：“苾兄钩本付文泉，错落星光入《隶篇》。嗜古两君俱已古，摩挲残字一凄然”，并自注：“翟文泉《隶篇》据吴子苾钩本入录”。何绍基将此碑称作《伊吾司马碑》。又，几乎同时，吴式芬自己也将此碑名目编入《捃古录》第四卷“秦汉东汉”篇。

　　至于陈介祺所说何绍基考释云云，想必是缘于崇恩(雨舲)得到的萨湘舲拓本。何绍基考碑、摹碑一事见其诗《雨舲中丞见示伊吾司马侯猗碑，手钩一通，适君以阁学内擢，因题碑后，兼写别怀》：“东京侯氏颇寥阒，君房而后稀有闻。瑾也厕居边郦列(见范书《文苑传》，瑾，敦煌人)，猗乎今见斯碑文。伊吾司马始建设，屯田塞下督耕耘。纵非威名等傅介，亦当恺悌如耿勋。敦煌云中并河外，两侯或本同榆枌。一文一武显晦异，碑词史笔齐垂芬。我生金石宿缘厚，广搜遗逸理放纷。裴岑碣得旧打本，中有古余袪蠹芸(余所得《裴岑碑》，乃张古余先生旧藏，远胜后来拓本)。侯君铭字更奇重，光气上属天山云。萨公工书我习见，政暇寻帖意甚殷(湘舲先生昔守长沙，公余惟作书、评帖而已)。初拓百本不到我，多付俗子供摧焚。玉关飞越剩此纸，邮筒风义见两君(湘舲、竹农)。独怪探奇睹三面，何不猎古掩其群。睦堂祖谷定何语，无缘起问故将军。香南居士偶获此，借到斋阁香先薰。桂花浓开酒碗重，翠墨乍展诗魂欣。三行磊落廿余字，朗若星斗天章分。摩挲十日不忍释，老腕钩出多细筋(余复识出者首行‘五’字、三行‘盛’字，首行末‘司’字亦隐隐可辨)。公膺疆寄扬历久，归依香案丝纶勤。闻道趋朝已有日，顾余恋别无可云。回忆读碑几凔热，相与订古忘宵昕。泺社秋风怅留滞，柧棱瑞霭瞻烟煴。春明岂少文字乐，只愁膻附如蝇蚊。几时再窥题躞秘，会合联句留书裙”。

　　何绍基此诗甚为冗长，全文转抄于此是因为它传递给我们不少信息：一是，何绍基也进行了考释、辨字、钩摹。二是，何绍基本人未藏有此碑拓本，乃其至交崇恩所示。三是，何绍基诗中还透露了萨湘林的一些情况，如萨氏虽为武将，但“萨公工书我习见，政暇寻帖意甚殷”。最重要的是，披露了萨湘林椎拓共计百本这一最为重要的版本信息。让我们再回到潘祖荫，他在得到六行足本之前，亦有一精拓三行本。此本后归江标、费念慈，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有王懿荣同治辛未年(1870)墨笔题跋：“道光间，长白萨迎阿访出，海丰吴氏掖翟氏，始著录，见吴氏《捃古录》、翟氏《隶篇》，均名沙南侯碑，所据搨本都三行，释文互异”。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沙南侯獲碑》早期传拓著名之本可能就上述这些，均应视为萨湘舲三行本，历来亦被视为初拓本。

　　可以看出，萨湘舲、尹济源二人书跋在某方面上讲是关于此碑最早的研讨，多有见地，难怪何绍基不厌其烦、长篇累牍、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同时何绍基也叹息，尽管“湘舲先生，余曾见于长沙”，但“邮筒百本，不及吾斋”。萨湘舲“拓百纸遍寄”，无疑对《沙南侯獲碑》的流传居功至伟，可能也因此使人们以为其是最早椎拓者。当然，前人也提到了最早对此碑记载的是徐松及其名著《西域水道记》，如潘祖荫在滂喜斋《沙南侯获碑》双钩刻本跋语中就明确写到这一点，但潘祖荫及其周边金石圈中人始终未说徐松椎拓了《沙南侯獲碑》。

　　虽然人们承认徐松最早发现并记录了《沙南侯獲碑》，时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但一般均认为拓本始于十五年后的萨湘舲，时在道光十五年(1835)。如上所述，自清晚期至今金石家基本持此观点。当今专就此碑并言及该题目的是新近秦明先生的文章。他写到：“最早发现并记录该碑的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徐松，他在《西域水道记》卷三中记载。......因徐松未言有拓本携归，故一般认为《沙南侯獲碑》的初拓本，系清道光十五年(1835)萨迎阿经其地，始拓以归”。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依愚管见，徐松当年应该椎拓了《沙南侯獲碑》，他应该是之第一人也。